来源：3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美子
一座村庄的觉醒，一群人的坚持，汇入一个大国的法治进程。
3月的北京，春意初萌。人民大会堂里，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3月8日上午，安徽代表团分组审议现场气氛热烈，其中两位代表的发言引起了记者关注。他们一个来自山里，一个长期守在江边。
“我们那里山上有亚洲黑熊，河里有娃娃鱼！”说话的是李发权，黄山市休宁县鹤城乡新安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他的家乡，是新安江的源头。
一江碧水出新安。新安江发源于黄山六股尖，奔流数百公里汇入千岛湖。新安源村就是六股尖所在地。
这里山深、路远、地薄。430多户人家，祖祖辈辈的生计都拴在当地的山林里，“上山一把斧，下山一百五”曾是几代人砍柴卖木的生活写照。可梅雨季节一来，水土流失严重，愈发频繁的泥石流让新安江源头岌岌可危。村里人意识到，不能再砍树了。
从砍树，到保林，再到栽树，这不仅是生计方式的转变，更是一场观念的觉醒。2004年，已担任村支书的李发权带头办起有机茶厂，将“禁用除草剂和农药”写入村规民约。很快，茶厂火了，乡亲们的腰包鼓了。可李发权却心事重重：茶厂和岸边旱厕的污水都排进了江里。
“这样下去可不成。”他狠下心，决定带头拆掉江边的茶厂。村民的议论像炸了锅：“刚过上好日子，折腾啥？”李发权只说了一句：“生态好了，还怕没饭吃？”在他的带动下，村民们开始拆除自家旱厕和无功能棚。但最难改的是村民往河里丢垃圾的习惯。不过只要看到有人丢，村里志愿者就跟着捡。捡着捡着，乱扔的人少了，守护的人多了。
2012年，国家启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有了“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的真金白银支持，村民们心气儿更高了。村里成立了黄山市第一支护河队，党员带头认养了村头一百多棵古树，护河队的头灯照亮深夜的河道。
茶叶也沾了生态的光。新安源银毫打响了有机牌，2400亩茶园八成通过欧盟有机认证，产出的高山鲜叶最高卖到220元一斤，这几年，村民仅靠茶叶就可实现人均年收入超5000元。
旅游也跟着火起来，村里民宿就开了10家。会后，李发权向记者展示手机里的视频，只见六股尖瀑布银亮的水流飞泻而下，水声击中深潭，清越如琴，“远方客人来了，第一站就要到新安江源头看看！”
几年前，李发权想要带着村民种香榧，可香榧树五到八年才挂果。他怕乡亲们等不及，可村民们说：“书记，咱现在做的事，不要‘图一时’，而要‘谋几世’。”
这句话，让李发权心头一热。
2023年，安徽、浙江两省签署《共同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板区协议》，标志着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正式迈向2.0时代。
2025年，李发权建议加快推进新安江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立法。今年全国两会，他又建议将垃圾分类纳入皖浙两省生态补偿协议。他说，生态环境法典为一江清水永续东流、为跨省共治久久为功，打下最坚实的法治保障。
“收了一盒子废电池不知道应该送到哪里去，法典草案中竟然有了答案。”同一天的小组会议上，安徽省东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丁德芬的发言也引起记者好奇。
从会后的采访中记者得知，在东至县绵延80多公里的长江岸线上，这位东至县公益志愿者协会会长用脚步丈量了近20年。一个非环保专业人士，为何坚持这么多年做环保公益？
丁德芬只说，她记得两个画面。
第一次是当年牵着6岁女儿的手踏上长江堤岸做环保公益。江风裹挟着零星的塑料袋掠过芦苇荡，渔民撒网的身影在江面若隐若现。那时的江豚，只存在于老辈人“江猪游水”的模糊描述里。
第二次是2023年11月初。她带领志愿者在江堤清理垃圾，江面突然掀起一串浪花，三四头江豚破浪而行，划出优雅的弧线。“江豚！江豚！”志愿者队伍瞬间沸腾。是的，历经守护与期盼，那抹长江的微笑又回来了。
“你知道吗，雪后的升金湖，美到让你无法想象。”说着说着，丁德芬的眼睛突然亮起来，漾出孩子般的光彩。手机里，一场冰雪过后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升金湖的湿地滩涂上，上百只候鸟振翅欲飞，雪白的羽翼搅动蓝绿的湖水，宛如翻涌的浪花。
从最初的三五人，到如今的五六百人，东至县公益志愿者协会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2023年，丁德芬获得全国百名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荣誉称号。
“走着走着人就多了起来，做着做着就成了习惯。”她一边整理手边的资料，一边把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放进随身的包里，“这个要放在手边，回家的高铁上，能再细细翻一翻。”
从新安江源头，到长江之滨，李发权的“源头责任”，丁德芬的“公益初心”，看似微小，却折射出生态理念的深刻变迁。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生态环保的理念正深刻融入日常、化为行动，在神州大地落地生根。
这种变化，被写进了生态环境法典之中。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这部法典的编纂，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也不是完全的新立新定，而是对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的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
源头的一滴水，最终汇入大海。生态环境法典的诞生，源于千千万万个“李发权”和“丁德芬”的实践，源于一个国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
当法治的力量与社会的自觉相遇，当“图一时”变成“谋几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条从源头出发的路，前程远大，风光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