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合肥1月8日电（记者翟翔、刘美子）从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金器、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金耳环，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到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窖藏出土的鹿角金步摇冠饰，到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花鸟纹银碗，再到北京昌平十三陵出土的乌纱翼善冠……一件件展品，流光溢彩，清晰勾勒出中国金银艺术自萌芽而臻于鼎盛的历史脉络，既承载着古今相通的生活情感，也展现出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恢宏气度。

  观众在十三陵出土的乌纱翼善冠前摄影留念。十三陵资深专家胡汉生介绍，这顶复原的皇帝常服的冠戴是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冠服之一。其特点是后山之前有一组花丝镶嵌工艺的二龙戏珠图案和金质镂空束带。金龙腾跃、珠光流转，使整顶翼善冠更显华美精致。安徽博物院供图

  2025年9月28日开幕的“金耀九州——中国古代金银器的文明印记”特展6日在安徽博物院落下帷幕。此次金银器展览涵盖区域广、年代跨度大、类型涉及丰富。

  公元621年，唐高祖李渊铸行开元通宝，钱文由欧阳询书写。它成为唐代最重要的货币，也开创了其后延续近1300年的通宝钱制。金银质地的开元通宝发现较少，一般认为是赏赐所用。新华网记者翟翔 摄

  2021年四川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宽约30.9厘米，高约17.5厘米，厚度仅在0.013到0.056厘米之间，含金量达85%，重97克。出土时呈团状，经精细修复后方显其貌。面具造型夸张，面部方正，双目纵长。以往学界认为三星堆金面具原覆盖于青铜人头像表面，3号坑的新发现显示部分金面具本应附属于青铜面具。无论如何，黄金面具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礼器，象征至高权力与地位。安徽博物院供图

  展览策展人、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刘华伟介绍，展品共490件，其中一级文物197件，年代从夏代到清代，来自全国2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61家文博单位的收藏，涵盖了156个考古遗址的发掘成果。其中数十件文物是首次向公众展出。

  刘华伟介绍，在内容呈现与叙事结构上，展览并未沿用传统“先秦至明清”的线性时间叙事，而是围绕金银器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功能展开——包括财富象征、权力彰显、风尚引领、工艺技术、文明交流与信仰寄托等主题。这种策划思路，使金银器不再只是时间轴上的文物标本，而是成为理解不同时代社会结构与精神世界的重要切口。

  1980年陕西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坑出土的银钩首，为铜车马轭端的构件。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周萍介绍，整体弯曲成弧状，表面有凸起的浅浮雕蝉形纹样。“车同轨”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的重要标准化措施之一。新华网记者翟翔 摄

  1978年河北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出土的胡人头像金饰件。胡人头戴毡帽，弯眉圆目，高鼻阔口，两撇短须向上翘起。背面有一竖桥形纽，纽两侧刻记重铭文“二两廿三朱四分分朱一”。易县燕下都文物保管所所长董亚非介绍，30号墓有南北两条墓道，棺椁曾在被盗后遭焚烧，但仍出土数十件欧亚草原风格浓郁的金饰件，体现出燕国贵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密切交流。新华网记者翟翔 摄

  “同时，我们精心设计器物组合，构建跨地域、跨文明的对话场景。这些组合不仅直观呈现了技艺的传播、形式的流变与文明的交融，生动印证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创新包容、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深厚特质。”刘华伟说。

  1997年至1998年安徽巢湖北山头西汉墓出土的裂瓣纹银盒。银盒盒身具有典型的古波斯风格，底部加配铁圈足。青州博物馆馆长曾磊介绍，类似银盒还在山东青州战国贵族墓、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随葬坑、江苏盱眙西汉江都王墓、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学界推测银盒盒身很可能经由海上丝路抵达中国，再由中国工匠进行添加圈足等改造。此类器物是中西文明通过和平交流实现艺术互动的珍贵物证。安徽博物院供图

  安徽博物院在编纂《中国出土金银器全集》安徽卷时，感到以金银器为载体、系统呈现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专题展览仍较为罕见。最终，决定与出版方科学出版社展开合作，历时一年半，在编纂全集时同步策划推出这一展览，呈现中国金银器的发展脉络与艺术演进。展览吸引了近12万人次观众，期间还推出了75次线上、线下教育活动，为中国出土金银器的系统研究与公众传播搭建了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