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与一款面向围棋教学的智能机器人互动 张端 摄
半月谈记者 李亚彪
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人工智能企业、芯片企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或创业者从外地向安徽省合肥市这个地处中部的二线城市迁移落户。这种看似不合乎常理的现象表明，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中国的地理经济版图、重大生产力布局正进入新一轮重塑期。一些地处中西部、过去不温不火的二线城市，正越来越多地成为新兴产业和关键领域投资的目标地。
企业迁移背后，是资本、人才等要素的流动以及相应产业链、供应链的再优化。在不断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今天，这种迁移将在不知不觉中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不停转换的“指挥棒”
回头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地理经济版图的构建，起决定性意义的“指挥棒”，在不同历史阶段从未停止过转换。
20世纪早些时候，交通区位、资源禀赋显然是决定经济繁荣、人气高低的关键因素。打开早期中国地理经济版图，最早发展起来的是沿海、沿江地区，这里往往具有更大吸引力。以安徽为例，长江边的安庆、芜湖发展就比较早，这些地方航运便利，是重要交通枢纽，因而各类企业密布。芜湖市曾被称作“长江巨埠，皖之中坚”，安庆被称作“万里长江此咽喉”，是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在资源禀赋方面，淮南因煤而兴，马鞍山由铁而生，铜陵以铜为名……跳出安徽，放眼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莫不如此。
合肥一家公司的员工在智慧显示屏生产线上作业 解琛 摄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交通区位、资源禀赋这两大决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正越来越成为历史。
过去十年，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不少过去处于交通末梢的地方，也开通了高铁、高速公路，中西部内陆城市拥有了无水港口，境内关外、铁海联运等新模式，更缩短了中西部与沿海地区在运输、出口上的差距，跨境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更多中西部地区开辟了新的物流大通道。在交通区位优势为更多地方所共有的同时，资源禀赋优势也难以持续，不少城市还面临资源枯竭、转型发展的新课题。
在此期间，中国地理经济版图的构建有了新的“指挥棒”。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体制机制优势开始凸显。浙江的温州、义乌等地就是典型代表，这些地方过去缺乏交通区位支撑，亦无富集的资源可用，却凭借着“敢为天下先”的劲头，演绎了“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发展奇迹，成为那个时代的投资热土。伴随而来的是，资源为之而集，交通为之而兴，使其体制机制优势得以放大。
政策优势也不断显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方推出的优惠政策成为吸引企业落户的强磁铁。为抢抓项目，各地在招商引资中纷纷降低企业的土地、税收、融资、行政审批等各种成本，个别地方甚至用“零地价”出让的畸形“价格战”方式争抢项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市场机制驱动之下，哪里发展成本更低，企业和生产要素就流向哪里。
新阶段，谁主去留？
随着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逐步建立，各地改革创新举措不断，体制机制先发优势不再为一地一域所独有。同时，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变化，也让地方的政策性因素开始淡化。经历了客观自然因素决定阶段、主观改造因素决定阶段的中国地理经济版图，谁能影响要素新一轮的“去”与“留”？
当越来越多的企业从沿海发达地区或先发地区迁出，向类似于合肥这样的中部地区甚至西部地区流动时，新“指挥棒”的雏形逐渐显露。
在企业家和创业者眼中，理想的投资地，其治理能力一定是强大的，在各种极端情况下都能保持运转、保持秩序，政府部门应对危机有办法、有策略；理想的投资地，其创新空间一定是巨大的，科研成果能在最短周期内实现转化，即创新链能找到产业链、资本链，而产业链、资本链亦能找到创新链；理想的投资地，其产业结构一定是有机的互相嵌入式的，而不是无机的盲目扎堆，在这里能够实现延链、补链、强链，要素在这里能够得到最合理、最优化的配置。
当然，影响当今中国地理经济版图的因素众多，交通区位优势与自然禀赋优势的影子依然在，政策优势还在起作用，用工成本也让中西部显得更具竞争力。此外，优良的生态环境、高品质的生活环境、科学的城市规划、庞大的消费市场等，也日益在决策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对企业家和创业者而言，最终落脚在哪里，一定是经过系统研判后做出的决定。
从客观禀赋到主观干预，再到治理能力与创新能力，影响中国地理经济版图的决定性因素一变再变。任何一地的发展都不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而是要遵循规律、顺应变革，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来。
这种变迁也是系统思维下协调发展理念发挥作用的结果。相信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推进，重大生产力布局日益优化，各类要素进一步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国内大循环进一步畅通，中国地理经济版图将不断朝着均衡化方向演进，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的机会不断增多，发展的普惠性与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